▲哈維爾（Vaclav Havel）在捷克民主化扮演重要角色。（圖／維基百科）
● 作者／高等遊民
最近，台灣政壇吹起一陣互相揭發身為國民黨黨國機器「線民」的風波，惹起政壇些許雲雨。台灣的民主制度相當年輕，且從未因為民主化、本土化而有正常國家的「歷史清算」動作，所以講起「線民」這種藍綠一家親的話題，特別感到尷尬。
在這個特殊時代，我們也特別想起當年捷克民主化的浪漫回憶，那位幾乎可以當上「歐盟總統」的捷克「哲學家總統」哈維爾如何對待捷克民主化與歷史清算的哲理，值得我輩深思。
▲聖瓦斯拉夫（St.Vaclav）廣場。（圖／PRAGUE-STAY）
在捷克首都布拉格（Prague）市中心，有一個聖瓦斯拉夫（St.Vaclav）廣場，正中央有一個聖瓦斯拉夫的銅像，這位瓦斯拉夫是捷克百年前的民族英雄，挺身對抗匈牙利的入侵而犧牲自己的生命，如今已經成為捷克獨立與自由的精神象徵。
捷克人說，好像老天冥冥之中自有安排，百年之後挺身而出推翻共黨專制統治，推動捷克進入民主文明的政治家，竟然也叫做瓦斯拉夫！
▲瓦斯拉夫・哈維爾（Vaclav Havel）。（圖／維基百科）
瓦斯拉夫・哈維爾（Vaclav Havel），2003年2月2日卸下十二年的捷克總統任期，當時很多人都認為，如果歐盟（EU）要選出一位「歐洲總統」的話，那麼，哈維爾應該當時最受到全歐洲人支持的。
也有許多的捷克人說，我們這樣的國家竟然在今天出了這麼一個偉人，我想全世界都會很羨幕我們捷克。身兼作家、劇作家、民運份子和總統的哈維爾，他本身的遭遇就是一個現代世界的傳奇，美國前總統老布希說哈維爾是「從牢犯到總統」（From prison to presidency），搞政治竟然還可以保有藝術家的赤子良心，這在全世界真是一個奇蹟！
哈維爾
1936年，哈維爾出生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的一個富商家庭，12歲之前享有優渥的生活與自由的學習環境。1948年，捷克成為蘇聯的衛星國，哈維爾的家庭被打成「走資派」，從小享受的哈維爾被下放到工廠和實驗室去當學徒。從雲端跌到谷底的際遇，並沒有讓哈維爾向現實妥協，反而讓他生命中豐碩的文藝靈魂激發出來。
也因為文藝細胞的關係，對於政治現狀的不滿，哈維爾開始注意到共產社會的荒謬性。只有小學學歷的哈維爾，青少年時代被政府強制徵兵，為了逃避過多的軍事訓練， 哈維爾因為有劇院的工作經驗，熱烈的參加戲劇演出，反而激發出了他的編劇本能，成為小有名氣的政治荒謬劇劇作家。也因為與藝文界的密切接觸，他與許多的捷克文壇中間分子，如吉利格魯沙（Jiri Grusa）等人，一起組織激進的地下政治組織。
▲1965年的哈維爾。（圖／維基百科）
哈維爾的創作是融合在捷克當年的政治現況之中的，所寫的幾乎都是嘲諷社會與政治的諷刺劇，用簡陋的小舞台、幾個演員就可以演出，讓台下受壓迫的一般人民笑忘現實苦痛。
有人統計過，共產黨統治捷克40多年以來，全捷克只有二位劇作家沒有獲頒任何形式的獎章，其中一人就是哈維爾。
有人笑說，獨裁政府和獨裁者最喜歡互相頒發一大堆名目的獎章，可以自我安慰，也可以儉省的攏絡人心，哈維爾從來不吃這一套，即使全捷克境內的劇作家都淪陷了。
但是，哈維爾事後回想也曾經笑著說，或許是因為他寫多了政治嘲諷鬧劇，上帝要懲罰他，「所以就讓我當了總統，陷入以往在劇本中被我嘲弄的現實裡面，無法自拔」！
七七憲章
創作的人生直到1967年的「布拉格之春」民主運動，因為遭到蘇聯與華沙公約組織的坦克車部隊鎮壓，而產生質變。從這時候開始，哈維爾原本一個藝術家以戲謔的方式嘲笑批判政治，變成以自己的生命賭上政治運動。
1977年1月，哈維爾和同志一起發表震驚世界的《七七憲章》（Charter 77），發表之後，哈維爾成為七七憲章運動發言人之一。隨後就被拘留偵訊、搜索住屋，並且接受電子軟禁。
《七七憲章》後來也導致捷克共黨政府對民主運動人士的大規模鎮壓。1989年11月7日，捷克的民主運動終於來到了臨界點，當天一大群學生在布拉格市中心的聖瓦斯拉夫廣場旁邊，紀念一位當年在「布拉格之春」遭到蘇聯鎮壓的時候，自焚抗議的年輕人。
結果，捷克共黨政府一陣慌亂，有鑒於中國天安門事件才剛剛結束不久，驚弓之鳥的捷共政府出動軍警強烈鎮壓，造成死傷。
結果，捷克人民群情激憤，運動的擴展超乎預料之外。當時的一位學生領袖說，運動是由學生帶頭起來的，但是後來的發展，「完全超乎我們的想像之外！」一連串的群眾壓力，終於讓共黨政府低頭。
1989年12月29日，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Czechoslovak Socialist Republic）聯邦國會，終於屈服推選出哈維爾擔任總統。剛剛上任的哈維爾，突然從民運分子變成國家機器的掌握者，有一點水土不服。
▲哈維爾就任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總統。（圖／vaclavhavel.cz）
整個政府體制都是屬於共產黨的，哈維爾必須想辦法將這個尷尬反轉過來。首先，他拒絕搬入捷克的共黨總書記官邸，「我覺得，要我進去這間由胡薩克（Gustav Husak，前捷克獨裁者，在布拉格之春後由蘇聯一手扶植起來）親自佈置的房屋，倒不如把我殺了！」
很快的，哈維爾必須要任命自己的核心執政團隊，有趣的是，哈維爾身邊的親信全部都是文人作家與演員，他只好選擇這些朋友進入總統府一起幫他的忙。
讓人很意外的是，不論是掌管情治機構、軍警特務、外交事務甚至體育交流的總統顧問，全部都是捷克反對運動的文人作家們。所以，外面的人可以看到，這一大批穿著T恤、牛仔褲，態度輕鬆自若且滿口哲學觀的文人，竟然在總統府內指揮著前共黨政府一手培養的軍警特務，而且絲毫沒有任何「忠誠、政變」的問題。捷克人民，眼見這樣讓人耳目一新的民主政府，更是喜上眉梢！
▲哈維爾執政後，最喜歡突擊檢查公共場所，以了解民意。（圖／vaclavhavel.cz）
哈維爾執政之後，最喜歡突擊檢查公共場所，包括酒吧、舞廳、政府機關、軍營，他從來都不事先通知，就突然出現在某為公務人員的眼前，嚇人一跳。他喜歡用這樣的方式，來獲知捷克民間的真正實際情況，而不想透過幕僚層層轉手的各種輿情報告。
哈維爾還說，他最怕的就是電視新聞的攝影機，他不喜歡鏡頭、最討厭作秀，他也不計較總統的形象，在媒體上面呈現出來的到底如何？可不可以加分？對於競選連任有沒有利？哈維爾從來不考慮這些東西，只靠著他作家的簡單哲學觀，管理複雜的國家機器。
他不計較個人的名位與權力，最痛恨「媚俗」（Kitsch 德文，是捷克大文豪米蘭昆德拉所創的辭語），讓捷克人、甚至歐洲人，都對他如痴如醉。
絲絨革命
掌握國家機器實權的哈維爾，在上任開始不久，就以他簡單的哲學統治觀念，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就開始推行舉世稱道的「絲絨革命」（Velvet Revolution）。
會用「絲絨」這個字眼，是因為哈維爾推動的革命，「連一塊玻璃窗都沒有打破，異常的和平」所致。
1995年，台灣前總統李登輝突破外交困境，訪問美國康乃爾大學，發表了一篇「民之所欲、長在我心」的演說，內容中有關台灣「寧靜革命」的看法，其實就是想要和哈維爾的「絲絨革命」相互輝映。
「絲絨革命」 帶給捷克完整的民主與日漸穩定的經濟景氣，卻也加深了捷克人與斯洛伐克人的民族矛盾，兩個民族不管在血統、語言和政治概念上，都有很大的差異，當初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勉強統一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Republic of Czechoslovakia），在「絲絨革命」之後因為經濟差異日漸加大，斯洛伐克人無法忍受捷克人的經濟優勢，獨立自主的聲音日漸強大。
剛剛執政的哈維爾，基於捷克斯洛伐克總統的身分，總是不能答應這種分離獨立的訴求，但是哈維爾也沒有採取軍事或者外交政治鎮壓的手段對付斯洛伐克，反而讓獨立的聲音滋長。
最後，在國內情勢日漸緊張的態勢之下，哈維爾不得不宣佈答應斯洛伐克的獨立，並且自己主動辭去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總統的職位。哈維爾在辭職宣言中還強調，這是他個人歷史中「最黑暗的一天」。
也因為哈維爾對斯洛伐克的同情，斯洛伐克在獨立之後，對捷克和哈維爾還是相當友善。後來捷克獨立成單一共和國，民眾還是選哈維爾當總統， 而且連選兩任，哈維爾的執政長達十二年。
▲哈維爾成為眾人眼中的「哲學家總統」。（圖／vaclavhavel.cz）
漸漸的，哲學家總統的美夢，竟然在捷克出現，這在古希臘文明中被視為終極完美政治狀態的夢想，數千年來都被人類貪婪所污染，但是捷克是一個國民平均素質極高的國家，儘管經濟狀況不佳，但是捷克的街頭幾乎滿街都是作家、詩人或者劇作家，演員、音樂家也滿街跑。
李登輝前總統在 2000年10月以平民身分出訪捷克，在國家音樂廳與哈維爾一起欣賞「布拉格音樂之父」史麥塔納（Smetana）的「我的祖國」（Ma Vlast）時，深感民族獨立的情感與台灣處境的對應而感動流淚，其實就是捷克國民素質的寫照。這樣的國家，有一個哲學家總統，讓全世界都羨幕不已。
2002年卸任之後，很多人都問哈維爾，他要如何在劇作家和總統二種截然不同的身分之中，求取平衡？哈維爾說，當一個劇作家，看到自己的劇本被演員和舞台設計，忠忠實實的呈現，完整表達自己最初的想法，這真的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
「但是，當總統不能這樣，總統要面對的事情，每天都有很多不同的面貌，而且情勢一直在改變，我必須不斷的妥協，不能像在劇院一樣，因為不合自己的意思就發脾氣！」曾經導演過《飛躍杜鵑窩》（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和《阿瑪迪斯》（Amadeus）的捷克裔大導演米洛斯福曼（Milos Forman）說，哈維爾二十多年前寫的一齣諷刺劇最後一句台詞，最足以形容他這個人——「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工作的人，工作往往是最成功的！」
PS. 什麼是「布拉格之春」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歐洲，是一個「鐵幕內外」壁壘分明的世界。
1948年捷克共黨贏得國內大選，全面掌權，並且將國名改成「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共和國」（People’s Republic of Czechoslovakia），整個捷克斯拉夫的廣大領域被劃入鐵幕之內。
但是，與多數東歐共產國家相比較，捷克尚是屬於較為開放的共產國家，基本教義的陰影並沒有入侵到國家的精神底端。
1965年開始，有鑒於共產制度導致經濟蕭條，捷克共黨政府貪污腐敗，共黨內的改革派推出了「新經濟模式」，經濟情況漸漸好轉之後，人民對於政治開放的渴望越來越高，改革派在1967年將溫和的杜布契克 （Alexander Dubcek）推向捷共第一書記的位置。
在杜布契克的領導之下，捷克的出版審查被廢止、地方選舉與自由集會結社的權利被保護，這就是杜布契克所提出的「擁有人性的社會主義」（Socialism with a Human Face），也就是著名的「布拉格之春」（Prague Spring）民主運動。
▲捷克斯拉夫人舉著國旗經過一輛被擊毀的蘇軍坦克。（圖／維基百科）
勇敢的杜布契克，也被捷克人視為英雄。當年的8月21日，蘇聯紅軍的坦克車迅速開入捷克首都布拉格，軟禁杜布契克，透過媒體與軍事鎮壓，讓改革開放的「布拉格之春」煞車。捷克一代大文豪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在他1984年的名著《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中，就用隱喻哀傷的筆法，側寫這一場影響捷克人、甚至全世界的民主災難。
（註：高等遊民，是日本明治時代至昭和初期大學畢業後沒就業學生的稱呼，他們以閱讀為主要活動，他們無所事事，容易接觸自然主義、自由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等思想。高等遊民以讀有興趣的書為主要活動，很多人最後成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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