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韻如/「天時、地利、人和」俱全 此時台灣能進入病毒共存階段嗎

我們想讓你知道…不可否認的是,台灣整體防疫策略與政策要能成功過渡到與病毒共存的階段,取決於民眾的心理準備與社會共識是否已完備。而這需要的是,天時、地利、人和。

● 黃韻如/教授,國立臺灣大學醫學系教授暨防疫科學研究中心國際合作計畫主持人

剛邁入2022年的台灣,迎來久違的新一波疫情。作為防堵SARS-CoV-2滲漏進社區的國門前線桃園機場,因著大夜班清潔員群聚案,開展了台灣Omicron疫情的序幕。挺過Alpha、Delta疫情的台灣,在面對改頭換面的Omicron變異株,我們的國門前線,還挺得住嗎?

本文再度從適應性治理、網絡夥伴關係、道德勸說的防疫金三角,來分析台灣在目前的防疫策略上,能如何前進。

兩年來緊繃的桃園機場防疫最前線已呈現疲態

COVID-19疫情進入第三年,更迭不休的疫情像一齣歹戲拖棚的劇,類似的腳本在不同城市交替上演,劇情總是讓人覺得似曾相識(Deja vu)。難以追溯源頭的境外旅客所帶進的Omicron,桃園機場清潔人員接連確診,令人想起新加坡在2021年好不容易壓下來的那一波Delta疫情,一開始就是從樟宜機場的清潔工群聚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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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在2021年好不容易壓下來的那一波Delta疫情,一開始就是從樟宜機場的清潔工群聚開始。(圖/路透)

這一波Omicron疫情,時間上搭配著農曆新年的返國入境旅客潮,而這一波返國入境的人潮,是在2021年11月為了能有充裕的防疫旅館調度使用之下,調整防疫旅館入住天數方案的時候就可以預期的情況。Omicron國際疫情一直沒有緩解,世界各國幾乎都已不採取清零的防疫策略,桃園機場做為直球對決的國門前線,會面臨兩年來最高防疫壓力,並不意外。

所以,桃園機場有針對這一波返鄉入境潮加強整體的防疫計畫嗎?

桃園機場內有來自200個不同單位的工作人員,要協調出一個全面不漏的防疫計畫本來就不容易。桃園機場的工作人員中被要求要有最嚴苛的防疫措施的,就是機組人員。這是兩年來歷經幾次機組人員確診案例之後,對他們推出的常規篩檢、動線管控、派班隔離的要求。機組人員的工作在旅館隔離檢疫、加強自主健康管理之間無限輪迴,長程機隊更是ㄧ踏出家門往往要超過20天才能回到家、呼吸自由空氣。機組人員在外站的動線管制,因為也隔離在旅館,與境外人士大量接觸的機率其實相對已經被嚴格地控管。

不過,難道桃園機場內的其他工作人員暴露在境外移入病毒的風險,會比機組人員來得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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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疫機組員的親友、家人在防疫旅館外幫忙打氣。(圖/機師工會提供)

從Delta、Omicron變異株的高傳播速率以及潛伏期縮短來看,整個機場內工作人員的風險已經與過去的Alpha疫情不同了,這些沒有出境的機場工作人員,每天也不斷接觸龐大境外確診人士,但,我們的防疫措施似乎還沒有跟上,沒有針對這一群工作人員的暴露風險設計相對應的常規篩檢、動線管控、自主管理要求。

衛福部護理及健康照護司下署的護理台灣隊,針對桃園機場根據旅客入境流程以及清潔人員的工作流程進行兩天實地巡查,很迅速地發現205項的缺失,歸納為「缺乏感控觀念、防護使用錯誤、清消方式錯誤」三大類。

這些缺失,透露出兩年來緊繃的桃園機場防疫最前線,已經呈現疲態。這些疲態背後的警訊,除了對於前線工作人員在疫情中的健康威脅之外,需要有進一步系統性思考的是桃園機場對於來自眾多單位的工作人員,在兩年以來到底提供了多少感染控制的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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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台灣隊所指出205項缺失,透露出兩年來緊繃的桃園機場防疫最前線,已經呈現疲態。(圖/記者宋良義攝)

而這些教育訓練,是否有根據疫情的演進來做調整,桃園機場的前線工作人員所執行的業務暴露在風險之中,工作場域單位(桃機公司)以及僱主(承包廠商或公部門),有沒有善盡保護勞工安全的責任。

負責勞工職業安全的主管機關(勞動部),在這一波疫情中,責任該是什麼?而疫情指揮中心與CDC,是否在機組人員以外的機場工作人員規範上,出現了偏誤?

誰來充分檢視桃園國際機場公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交通設施管理防範措施及應變計畫?

桃機公司的總經理在清潔人員接連確診之後,發表了一封公開信。我們看到這封信充滿溫情地同理清潔人員們,安撫了人心。同理在第一時間的確是必要的,也是應當做的。不過值得進一步探究的是,站在桃機公司總經理的這個位置上,面對他所負責的工作場域成為疫情最前線,做為機構的領導者更有高度的關鍵作為應是制定紮實的防疫計畫,並在疫情防控出現漏洞時,檢討防疫計畫的管理。

依據指揮中心與疾管署相關指引與原則,機場公司訂有「桃園國際機場公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交通設施管理防範措施及應變計畫」以進行各項防疫作為,計畫包含專案應變小組成立,執行動員、宣導、檢疫、通報、清消措施等項目,使各項防災業務之準備及執行有所依憑。

而在這次的桃機疫情中,這個管理防範措施及應變計畫的落實,是否有被充分檢視?

以適應性治理的角度來看,桃機公司的總經理是否被賦予夠大的指揮權限,能夠直接管理轄內不同單位的所屬人員。合理的懷疑是,桃機公司的管理階層在防疫計畫的制訂上,並沒有可以統籌不同單位的權限,因此當疫情緊急發生時,需要指揮中心空降一個前進指揮所,來作為治理的中心。而治理中心能否對於防疫作為進行常規查核與要求,會決定桃園機場內部的防疫文化的落實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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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機入境採檢。(圖/記者陳煥丞攝)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在桃機Omicron疫情爆發之後若有機會能出境近身觀察桃園機場的前線人員,就會發現幾乎沒有人配戴防護面罩或是護目鏡。對比新加坡樟宜機場的所有前線人員, 包括負責落地採檢的醫護人員,統一的防護裝備都是配戴N95口罩、防護面罩、以及防水隔離衣。若進一步詢問桃園機場會面貼身對旅客的前線人員(例如安檢站),就會得知,的確前線人員們有被建議配戴防護面罩,不過在現場的事實是,因為所配發的防護面罩常常會有起霧的困擾,因此同仁們選擇不戴。

同樣在防護裝備的討論上,我們也看到有桃園機場前線人員對於沒有配發全身防護服裝(俗稱兔寶寶裝),提出質疑。因此我們看到了在同一個工作場域,面對病毒有相似程度暴露感染的風險,不同的工作人員對於相對應的安全防護,有著天差地遠的認知。

那麼,問題出在哪裡?

問題應該不在有沒有兔寶寶裝可穿,有沒有不起霧的防護面罩可用,而是防疫安全防護的教育訓練,在桃園機場的200個不同單位的員工之中,到底有沒有落實,有沒有隨著疫情的演變來強化,有沒有貫徹執行稽查。

例如,P3實驗室或是醫療單位,如果工作人員拒絕穿戴防護裝備或是穿脫有誤,這都是違反標準作業流程規定的,除了自身染疫的風險,也會造成公共安全的危害。也因此,工作人員不願意遵守防疫措施規範的情形,在P3實驗室或是醫療單位是幾乎不被容許的。我們看到中央研究院針對P3 實驗室的疫情,立即啟動專案小組調查並針對內部缺失提出改善計畫,中央研究院院長站在社會大眾面前,展現可究責性(accountability),嚴肅認真地看待此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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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揮中心在疫情爆發之後在桃園機場所設立的前進指揮所,除了在疫情發燒中對於整體的防疫措施做出即時反應之外,在這一波疫情舒緩之後,由前進指揮所樹立的防疫黃金標準,能否繼續在桃園機場中繼續被貫徹?(圖/指揮中心提供)

但在這一波Omicron疫情之後,我們尚未看到桃園國際機場公司公開就機場的防疫管理進行報告。可能更貼近事實的是,疫情爆發兩年以來,社會對於桃機公司領導階層在防疫作為上的認識,可能只有來自那一封充滿溫情的文青書信。取而代之的是疫情以來已與社會建立長期公開溝通模式與默契的中央與地方防疫指揮中心,他們的政治角色一方面也有著民意的壓力,也展現了一定程度的可究責性。

以上防疫計畫的落實、強化與稽查,需要藉助於從網絡夥伴關係而來的專業支援,例如護理台灣隊的專業抓漏,就能幫助桃機公司以及桃園機場各單位建立以感染控制為中心的防疫相關實務標準作業流程,也能建立內部的常規應變機制。而指揮中心在疫情爆發之後在桃園機場所設立的前進指揮所,除了在疫情發燒中對於整體的防疫措施做出即時反應之外,在這一波疫情舒緩之後,由前進指揮所樹立的防疫黃金標準,能否繼續在桃園機場中繼續被貫徹?

防疫疲憊的國門前線 如何與台灣一同進入與病毒共存的階段?

進入2022年,與過去幾波不同的時空背景是,台灣完全接種兩劑疫苗的人口比例也已超過7成,所以社區對於病毒漏進來的防護能力也提高了。但台灣社會對於面對疫情的心態卻還沒有隨之進入與病毒共存的準備。社區一邊如常運作一邊以清零期待來看疫情,但國門前線沒有隨著國際疫情變化做動態改變,這就是台灣窮盡國力守了兩年之後,無可避免地會面臨的防疫疲憊。

實際呈現出來的,就是桃園機場內部防疫文化的鬆散,這一群在第一線的工作人員應該經歷了真實的防疫疲憊,或許他們的防疫心態,早已轉換到與病毒共存的階段了。這對台灣社會來說,或許也是個轉機。

此次Omicron疫情危機所帶來的轉機,應當是台灣社會對於防疫策略,應當徹底轉變在道德勸說上的態度認知。當再嚴苛防堵手段都無法阻擋Omicron的流行時,需要重新思考繼續對於人民以及前線工作人員進行限縮人身自由的防疫限制,是否能達到等比例的效果。

一個很直觀的例子是,如果此次疫情是機組人員下班之後去酒吧,後來造成接觸者的社區傳播,是不是有可能會被台灣的社會輿論大聲苛責?因此,許多機組人員在歷經過去的幾波疫情之後,幾乎成為自我限縮社交活動的族群,因為那個道德勸說的防疫輿論大帽實在戴得辛苦。在過往幾波疫情之後,機組人員被CDC套上了「加強自主健康管理」的枷鎖,所以去酒吧(就算只是去鬍鬚張吃個飯),都是「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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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機群聚感染案,桃市環保局清潔大隊13日上午派員在銀行四周進行清消作業。(圖/記者沈繼昌翻攝)

同樣也是染疫高風險的機場清潔人員,下班之後去夜市擺攤、去金嗓唱歌打麻將,同樣造成接觸者的社區傳播,台灣的社會輿論以同理而不是以破口來呼籲。而CDC對於機組人員以外的桃機工作人員,自始至終都沒有規範如何進行「自主健康管理」,所以就算去擺攤、唱歌,都沒有「違規」的問題。

我們看到對於同在國門前線不同崗位上的第一線工作人員,在防疫的道德勸說面向上的態度以及相關防疫自主管理上的規範,出現了天差地遠的怪異現象,機組員在疫情2年下,不是要被隔離就是要自主健康管理,幾乎無法擁有正常人的生活,而其他的桃機工作人員卻仍有著接近正常的社交生活,以防疫之名的人身自由限縮,在比例上與風險評估上是否有失公允?

不可否認的是,台灣整體防疫策略與政策要能成功過渡到與病毒共存的階段,取決於民眾的心理準備與社會共識是否已完備。而這需要的是,「天時、地利、人和」。

傳播力強重症率低的Omicron疫情,或許是最適當的「天時」。

從堅守國門前線卻出現長期高強度防疫疲憊的桃園機場漏進疫情,或許是最適當的「地利」。

社區完整疫苗覆蓋率接近八成,人民對於戴口罩等NPI防疫手段仍舊有著高度的整體依從性,或許是最適合的「人和」。

把握這個危機所創造出的「天時、地利、人和」契機,讓台灣順勢進入與病毒共存的防疫階段,調整已經無法達到清零目標的防疫限制手段,同時思考如何建構永續的防疫韌性,將是台灣進入後疫時代新常態的重要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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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韻如專欄

黃韻如專欄 黃韻如

長年旅居新加坡,現為台灣大學醫學系教授、防疫科學研究中心國際合作主持人、創新設計學院社會創新研究中心主任。為一名醫師科學家,長期關注生物系統可塑性,相信開啟科學與人文的對話,終能創造轉化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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